直到唐朝，相扑才真正开始作为一项正式的活动得到推广。此时的相扑运动员多由正规军队挑选，他们经过严格的训练，力求在宫廷的宴会和其他官方场合上展现自己的技艺。到了宋朝，女性相扑手渐渐浮出水面，引发了广泛关注。在当时，尽管女性在社会上往往受到“三从四德”之类传统礼教的束缚，她们却能勇敢地突破常规，穿着轻薄的衣物，在众人面前表演相扑。与当时的上层女性注重“礼仪”形成鲜明对比，这种行为无疑是一种反叛，标志着女性对传统束缚的挑战。

由于礼教思想的强烈影响，女性常常局限于私宅之中，尤其是在遭受缠足习俗的压迫下，外出活动几乎成了禁忌。相扑表演通常只有在一些特殊场合，如青楼或瓦舍之类的娱乐场所，才得以一窥。然而，这种形式的表演却吸引了大量的观众，尤其是女性相扑手在表演时，勾栏瓦舍常常会人满为患。观众们的热情反应也为这种运动的兴盛提供了不小的动力。传闻中，宋仁宗曾微服出访，化作普通公子哥，混迹于勾栏瓦舍，只为观赏这些激烈的相扑表演，甚至不愿回宫。对此，丞相司马光曾特意上书提醒皇帝，认为作为帝王，应当注意形象，不该去观看如此“失礼”的活动。然而，这种表演依然深受百姓喜爱，至今依旧无法遏制。

相扑不仅在宫廷内有展演机会，它还出现在繁华的街头和市场，成为一种极具吸引力的群众娱乐活动。宋代女性相扑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已经从早期的民间艺人表演发展成为一种有体系的体育活动，分为男女相扑和女女相扑。男女相扑与女女相扑的比赛规则有所不同，而民间的相扑比赛大多以同性相扑为主。在《水浒传》中，就有关于男女相扑比赛的记载，其中描写了段三娘和王庆在比武台上的精彩对决。尽管这一场景只是小说中的细节描写，却折射出当时宋代男女相扑公开对战的现象。

此外，《司马光文集》中同样提到了民间女子裸体相扑的现象，司马光严词批评这种行为，认为它违背了当时的道德准则。然而，这样的现象并未因此消失。女性相扑手在宋代分为专业与非专业两种。专业相扑手，通常被称作“内等子”，她们接受过专门的训练，并且有稳定的收入和编制。这些相扑选手通常体格健壮，技艺高超，甚至在宫廷中担任保镖等重要职责，保护皇帝及后宫的安全。与这些内等子相比，非专业相扑手则生活较为艰难，依靠表演维生，并且通常只能在勾栏瓦舍之类的娱乐场所上演出。

除了这些职业相扑手之外，还有一些流动的民间相扑表演者，他们通常是村民或猎户，为了生计而四处巡演。宋代相扑的普及与当时社会的经济与文化繁荣密切相关。宋朝虽然不以军事强国自诩，但其独特的政治稳定与商业繁荣造就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文化环境。随着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，市民阶层逐渐崛起，娱乐和体育活动也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宋朝的勾栏瓦舍便是这种现象的产物，它不仅是一个集聚娱乐、餐饮和演出的综合场所，也是相扑等表演形式的发源地。

宋代的市民阶层极为庞大，特别是在勾栏瓦舍中，聚集了大量的观众，不仅包括官员、文人，也有普通百姓。相扑运动逐渐摆脱了传统的杂耍性质，成为了一项独立的体育竞技项目。每当有知名相扑选手进行表演时，往往会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前来观赏，甚至出现“万人空巷”的热烈场面。相扑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，尤其是女相扑选手，更是引发了人们的狂热追捧。女相扑的兴盛，既是对程朱理学禁锢下的反抗，也是对自由与个性表现的渴望。相比于男子的蛮力比拼，女性相扑更加注重技巧与智慧的较量。她们通过灵活的技巧和聪明的战略，常常以巧妙的方式获胜，比赛充满了趣味和智慧的较量。

随着女相扑的日益兴盛，许多女相扑手也积累了庞大的粉丝群体，如《梦粱录》所提到的嚣三娘、黑四姐妹、赛关索等人物，都是当时的明星人物。相扑的崇尚武力与自由精神，正是宋代相扑能够流行并深入人心的原因之一。虽然相扑看似与宋朝重文轻武的政治氛围相冲突，但却反映了人民内心的需求——对力量、自由和个性表达的渴望。这一切表明，宋朝相扑的兴起并非偶然，而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必然产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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